江西萍乡：一场“假爆炸案”的30年真相——同一事件，政府定性“责任事故”，法院判决“爆炸罪”
我叫彭北文13576448516，今年70岁，江西萍乡上栗县人，一名老兵，一名有着五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。
今天，我要向全社会曝光一场持续了30年的荒唐冤案。一个被县、镇两级政府明确定性为“责任事故”的事件，却被公安机关强行办成“爆炸案”，我因此被冤判15年。而所有证据，都在证明我的清白。
一、同一事件，两种定性：政府说是“责任事故”，法院判我“爆炸罪”
1992年，我妻子刘梅兰工作的桐木镇花炮厂发生两起事故：一次是收发室发现一个所谓的“引爆装置”（未遂）；另一次是硝药中转库发生火灾，造成两死两伤。
事故发生后，县、镇两级政府立即调查，结论清清楚楚：这是一起责任事故——因天气炎热、职工违反操作规程引发。
桐木镇政府作出《处理决定》：厂领导受处分，直接责任人刘梅兰被开除，全厂职工取消安全奖。
上栗区劳动人事局正式批复：“此次事故是由于职工违反安全操作规程、厂部安全管理不严而造成的责任事故。”
所有受处罚的人心服口服，无一怨言。这说明政府的认定是完全正确的。
然而1994年，因我犯了重婚罪，当地公安机关强行将这两起已定性的“责任事故”与我关联。经过十余天刑讯逼供，我被逼承认“爆炸罪”。
1995年，上栗县法院作出(1995)栗刑初字第74号判决：重婚罪一年六个月，爆炸罪十五年。而判决书中赫然写着定罪理由：“鉴于本案系萍乡市某部门交办案件”。
请注意：同一事件，既是责任事故，又是刑事案件——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
二、铁证如山：法院再审法官承认“原判错误”
1999年，法院内部再审时，主审法官在《案情报告》中明确写道：“原审认定被告人彭北文实施安装了‘5.25’爆炸（未遂）的装置，证据不足，不能定罪”；“‘8.6’爆炸事故，完全可以排除是原审被告人彭北文安装了引爆装置。”
2009年再审，上栗县法院(2009)栗刑再初字第01号判决再次纠正：将“爆炸罪”改判为“故意杀人罪”（未遂）。但即便是这个改判，也承认“8.6”爆炸案的证据存在问题。
更关键的是，当时在收发室工作的职工黄小明、刘小平、刘梅兰等人多次出具证明：1992年5月24日，她们一整天都在收发室赶制烟花，地上根本没有所谓的“引爆装置”。如果真的是我5月24日凌晨安装的，为什么当天下午2点多刘梅兰午休时还没发现？
关于“8.6”爆炸案，现场目击者刘梅兰、曾海文等人的证言一致证明：引发爆炸的是进门右边靠墙的方木箱，而不是我供述的“进门左边第一个圆木桶”。而且，在爆炸发生前，先后有4名职工从那个方木箱里挖了硝，谁也没看到箱子里有任何引爆装置。
三、司法黑暗：刑讯逼供+暴力压判
我在公安机关遭受了十余天刑讯逼供。进看守所第二天，管教干部蔡慧标记录了伤情，但这份关键证据，我至今无法调取。
更荒唐的是，审判长李相富曾亲口对我说：“是上面压着我判的，我不判连工作都保不住。”这句话我录了音。一个法官，因为“某部门交办”，被迫判我有罪——这还有司法独立吗？
四、5万元“息诉费”：如果没错，为什么要花钱买我闭嘴？
2011年，在经历6次审判、5次判决后，上栗县委某部门主动找我签《信访息诉协议书》，给我5万元困难救助，条件是我“不得以同样诉求向任何机关、单位信访”。
如果我的案子没有错，为什么要花钱买我闭嘴？
这5万元，是纳税人的钱。我会把它交给全国人大——纳税人没有错，不能为这场司法黑幕买单。
五、30年冤屈，谁来还我清白？
归纳起来，这个案子有三个“假”：
爆炸案的罪犯是假的（我没有作案）
受害人是假的（真正的责任事故受害者被包装成“爆炸案受害人”）
案件的由来是假的（“某部门交办”成了定罪理由）
这三个“假”，早已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下。否则，法院绝不会主动送我5万元“息诉费”。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六条规定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，应当予以排除，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。
《刑法》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、枉法裁判的，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30年过去了。我从40岁熬到70岁，从一个健康的退伍军人熬成了肢体残疾人。而当年制造冤案的人，却可能还在逍遥法外。
我实名举报：
萍乡市某部门当年刑讯逼供、暴力压判的办案人员；
明知是“责任事故”却强行办成“爆炸案”的相关责任人；
用5万元“息诉费”企图掩盖真相的有关部门。
我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此案，请求媒体记者前来调查，请求全国人民监督。
30年冤屈，该有个说法了。
彭北文
【核心证据清单】
桐木镇政府(1992)第48号《处理决定》——证明事故被定性为“责任事故”
上栗区劳动人事局(1993)15号批复——再次确认“责任事故”
法院再审《案情报告》(2000)——“证据不足，不能定罪”
刘梅兰、黄小明等现场目击者证言——证明“引爆装置”不存在
审判长李相富录音——证明“某部门交办”压判
(责任编辑：威展小王)
